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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李不言

信息来源:美高梅网址报  发布时间2019-01-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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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苗族小学生们在学校阅览室里聚精会神地听杨荆秋讲解课外读物,图中大部分书籍来自他的捐赠。 欧阳婷婷 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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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杨荆秋(后排右一)带动了同事参与助学行动。欧阳婷婷 摄

  >>人物简介

  杨荆秋,1968年生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期路白苗族乡莫别村,1991年7月入职个旧供电局,199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多次获评单位“优秀共产党员”和“先进生产(工作)者”,2014年调任至云南电网公司,现为该公司基建部小型基建及基础管理科专责。

  杨荆秋并非是个不健谈的人。他会聊工作、聊生活、聊家庭、聊爱好,包括与亲朋好友之间的许多趣事。但只一提到捐资助学,他就开始“打太极”,反反复复“这没什么可说的”“我也就是做些力所能及的事”之类的话,总也谈不到具体的人和事上去。而且,关于这件事,只要别人不问,他是绝不会主动说的。

  然而,这可是他在工作之余坚持做了10多年的事情,哪有他口头讲得那么简单?等到大家对这件事有所了解时,无一不对杨荆秋竖起大拇指,“原来榜样就在身边,也太低调了吧!”

 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,现在他居然主动开口了。原因是他感觉个人的力量毕竟太微弱,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太多需要资助的家庭和孩子。

  “我是有些‘私心’的,想搞个基金会。”这个人们口中低调正直的好人,冒出了这句话。但他随即又补上一句,“基金会以谁的名义来成立、由谁来管理都没关系,只要有更多的人愿意献出一份爱心就好。”

  相见不如怀念?怀念不如不念

  “我们要去刘永琪的家里看看,你要不要一起去?”

  每每回到莫别村,村民们总会问问杨荆秋,要不要去受他资助的家庭看一看。但任凭别人怎么劝,他也不迈腿。

  最近的一次,是在3个月前。记者跟着他一起回村,采访了解他捐资助学的事情。一提到家中走访,他就习惯性地摆手,“你们去就好,我在村口等。”

  路上,同行的村民杨永俊告诉记者,杨荆秋从未去过任何一户受其资助的学生家中,一次也没有,甚至与学生家长一面都没见过。“他都是通过我们来捐款的。”杨永俊说。

  乡土中国,是个世代以血缘维系着的社会群体。生于斯的杨荆秋,了解和信任乡里人。更何况杨永俊是莫别小学的前任校长,非常了解学生家庭状况。他同时还是杨荆秋的亲戚,“他是我叔父,我们村里叫二爸。”

  对于捐资的学生,杨荆秋提出两点要求:一是品学兼优;二是家庭贫困。剩下的,就都交由杨永俊他们来办了。

  而这个做老师的侄子,也很乐意走访。一方面,这是长辈的嘱咐,村里人淳朴的观念里“很尊重大人的话”;另一方面,也是作为教员应尽的责任。

  “村里就这么点大,哪家的孩子成绩好,家庭条件困难,大家都门儿清。”杨永俊坦言,这个任务并不困难。每次,二爸都交代他找三四个孩子,别太多。“我懂,他也是城里普通上班族,没太多钱。”

  联系上愿意接受捐助的学生家庭后,杨永俊会把联系方式告诉二爸。剩下的事情,就是学生家长等着定期银行卡上的汇款到账了。

  村里人不比城里人,会设置银行自动发送收款到账的手机短信提醒。因此汇完款后,杨荆秋常不忘给学生家长发短信。收到短信后,有些家长会回复表示感谢;有些干脆仍旧毫无消息。“但我理解他们,很多家长连发短信都不会。”

  刘永琪的父亲属于前者,回复的内容不仅有条理,还颇有些文气。记者到他家里才了解到,他和妻子刘建美都拿到中学毕业证,与村里同龄人相比“绝对的高学历”。

  不知是否有基因遗传的原因,女儿永琪的成绩自小就名列前茅。小升初考上了红河州很好的学校——蒙自四中,现在读初二仍旧是班上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

  然而,这个家庭的状况却异常艰难,几乎可以用“家徒四壁”来形容。低矮的小房子,还是30年前建的,木质的房梁上的青漆已经脱落,墙面也已泛黄,有的地方被油烟熏得发黑。客厅陈设极其简陋,家具都是旧的,最醒目的还是挂在墙上的若干张金色奖状,上面都写着刘永琪的名字。

  原本经济并不宽绰的家庭,近年来连续遭到病患打击。刘建美说,年迈的婆婆前年确诊乳腺癌,花了钱然而终究不治。她本人在婆婆葬礼的几天后,又突然晕倒,到医院一检查,心脏有问题。去年到昆明一家医院动了手术,现在病情有些好转,但不能干重活。

  两场大病,虽有大病医保,但个人还是承担了10多万。这对于人均年纯收入仅2700元、还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村家庭来说,难以承担,“积蓄用光了,还欠下很多债。”

  因此,杨荆秋每学期2000多元的资助对于这户家庭来说,无疑是“雪中送炭”。刘建美和丈夫在电话中,多次提出与恩人当面表达感谢的想法,但都被拒绝了。“我知道他是怕给我们压力,刻意不见;但他对我们是仁至义尽,我会一辈子记得他。”刘建美含泪说出这番话。

  而杨荆秋呢,其实并不希望对方记住自己,也不求回报。“每个人都会碰到难处嘛,我也只是尽我所能罢了。”在他眼里,相见不如怀念?“不怀念挺好。”

  “荆秋小学”受不起,回馈桑梓很难得

  杨荆秋捐资助学最早可追溯至2002年。

  当时,学建筑出身的杨荆秋,在个旧供电局从事电站建设方面的工作。云南的小水电很多,一次在期路白乡附近做小水电站工程验收,就顺带抽空回老家莫别看看,岂不知这一看,就让他萌发了助学的念想。

  “学生都坐在破房子里上课,下雨的时候,水直接打到人身上。”杨荆秋看着很心痛,正巧当时政府也有新建学校的决心,他想出一把力。

  对于这位成都科技大学(现并入四川大学)土木工程系毕业、且有多年水电站建设经验的杨荆秋来说,一栋教学楼的设计建设并不难,但问题出在资金上。时任校长杨永书回忆,建一栋楼要花80万,政府最多能出65万,剩下的15万不知道怎么办。

  在当时,15万元并不是个小数目,杨荆秋拿不出,向几位做生意的好友求援。3位朋友每人解囊5万,化解了资金困局。

  记者想通过杨荆秋联系当时出资的好友,他总不愿意,软磨硬泡之下才给了其中一位朋友黄卫东的电话。曾在老家广东湛江做过小学教师的他,一提到教育,内心就有种亲切感,明白教育的重要性,尤其是对于这些初入学的孩子们来说。“看到他们在老旧简陋的房子里读书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那时候我做工程承包,其实就是包工头了,也就是通过工程与荆秋结识,他是个信得过的朋友。我当时手头比较宽裕,想着出5万块钱对自己生活影响不大,但对村里就大不一样了。”教学楼建好后,村委会商量着命名“荆秋小学”,但杨荆秋坚决不同意,“实在受不起,我钱都没出呢。”

  对于教育,莫别村人有一种特别的情感。清末民初的政坛人物杨增新就是莫别村人,此人为维护新疆和平与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,后人评价“没有杨增新,就没有今天的新疆及中国西北边界。”而莫别小学的旧址是1913年杨增新创办的私塾,也是杨增新家族的旧居,受先辈影响,莫别村人无论再穷也要送孩子上学。

  杨永俊悄悄告诉记者,其实通过教育从乡里走出去的人并不少,但像二爸这样,回馈桑梓的却屈指可数,“也正因如此,这样的做法才更加难得。”

  按说,杨荆秋在乡里生活的时间,远比大多数人要短得多。他的父亲很早就在城里安家,小杨荆秋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就搬到城里上学,对乡里的回忆大多停留在六七岁以前。“虽然小,但很多时候记得很清楚。”他说,那时乡里还有生产队,孩子们就帮着放羊赶牛干农活,还依照大人们编起骑牛技巧的顺口溜,“上坡抱着牛脖子,下坡拽着牛尾巴。”

  “无忧无虑,也不觉得生活苦。”杨荆秋如此形容儿时乡里时光。后来在城里念书,虽然教学质量高了很多,但他说自己是直到高中才知道要好好学习的那种,“之前没好好学,基础差”,这才导致高考仅考上成都科技大学,没能上更好的学校。

  教育,在杨荆秋看来,始终是一件大事。他曾有多次机会调任云南电网公司,但都没去。直到2014年考虑到儿子高考问题,才同意调任,“昆明比蒙自教育水平还是要高些”。后来儿子考入南京大学,“比我强,但我觉得还不够好。”杨荆秋略显遗憾地说。

  虽然不想被人知道,但实际上在莫别,杨荆秋早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光凭建成了这栋教学楼,就够老师给孩子们介绍这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农家娃。而事实上,杨荆秋捐资助学的范围,已经不仅局限在莫别本身。

  在蒙自市教育局任职的吴旭辉是他的初中同学。通过这层关系,杨荆秋资助了期路白和其他乡村的孩子,“同样的条件,同时资助三四个学生,家庭贫困品学兼优。”

  很多老师对杨荆秋的行为表示崇敬,甚至受其感染。莫别小学的老师们也帮着学生们买些纸笔文具,充充饭卡,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莫别莫别,杨荆秋是莫别的孩子,就不会与这里别离。

  一笔糊涂账,施比受有福

  捐资助学16年,总共花了多少钱,帮了多少孩子。在杨荆秋这里,全是一笔糊涂账,“一般家里都是老婆管钱的,但我家是反着来的,我把我老婆的钱都花了。”

  既是如此,老婆肯定很支持这件事吧?记者就此询问他老婆杨枣,她一样“搞不清楚花了多少钱”,只是她自己倒乐意“做个吃瓜群众”,默默看着丈夫就好,“反正这是做好事”。但捐助总归是在夫妻俩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“能力强就多做些,能力弱就少做些呗。”

  夫妻俩的共同原则,还是先帮助身边人。10多年前,杨荆秋的妈妈丢了工作,哥哥想买辆出租车开谋生,夫妻俩就商量着拿出了积蓄帮助他们。“所以我们真不是大公无私,”杨枣说。但夫妻俩心存善念,她相信这句话,“施比受有福。”

  多年以来,除了参与者外,了解杨荆秋捐助事件的人寥寥无几。与他在蒙自和昆明共事10多年的严军坦言,有一次到期路白乡新建一座变电站,“人都站到莫别小学楼下了,他当着我的面,愣是不提这楼是他建的。”

  另一位同事彭永春,是比杨荆秋低两届的大学校友。两人念书时就认识,距今已30年,但知道他帮建教学楼的事情,也是在楼落成5年后才得知。让他印象最深的事情是,当时在学校时,杨荆秋有一次拉着他参加义务献血。30年来,彭永春是断断续续献;杨荆秋却每年都有,献血证上盖满了章。“他做事情,是真能坚持下来,很佩服。”彭永春说。

  捐助的学生越多,杨荆秋越感觉个人力量的微小。于是,他有了一个想法:搞个基金会,让更多人参与进来,“每个人都做些力所能及的捐助,就有更多孩子受益了。”

  半年前,他向公司提了想法,风声不胫而走。也正是从那时起,大家才知道身边这个低调的人,居然做了这么有意义的事情。

  云南电网公司财务部专责高翠华得知情况后,趁着一块儿打太极拳的活动问杨荆秋,得到的回复无外乎呵呵一笑,“没啥可说的”。可在高翠华和许多同事的眼里,杨荆秋就是榜样,“做好事不留名,雷锋精神啊!”

  了解内情的人常会念及杨荆秋的好。2014年刚调到昆明时,杨荆秋是管理食堂的。那一阵,员工们投诉菜品质量不高。杨荆秋下大力气狠抓严管,很快把质量抓上来了。

  与此同时,他也了解到食堂员工的薪酬待遇不高,这也会影响到工作积极性。于是多次找到后勤物业公司负责人,为员工发声提工资。“工资涨了,还多了年终奖呢。”餐厅主任陈集新很感激杨荆秋,“他是公私分明的。工作抓得紧,但私下里对我们很好,还从老家带特产给我们吃。”

  在杨荆秋的“怂恿”下,厨师李丹等人参加了第七届全国烹饪技能竞赛,结果拿了云南赛区金奖。万元奖金到手后,李丹怯怯地问杨,“这奖金咋处理是好呢?”杨很轻松地回了句,“拿点钱出来,请平时帮衬你的同事们好好吃一顿吧。小小的恩情也要报答不是?”

  他让别人知恩图报,自己却不求报偿。

  南网报记者 帅泉 通讯员 欧阳婷婷

  >>记者手记

 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

  南网报记者 帅泉

  以杨荆秋本身的个性,他是极不情愿宣传报道捐资助学事迹的,十余年默默无闻,直到“想搞个基金会”才勉强启齿。而且,在采访过程中,我提出的想采访亲朋好友的请求也时常被拒绝。

  他太极拳打得好,“太极”也打得不赖。总是诸如“这没什么可说”“很多都是别人做的,我没做什么”一类托词。但在捐资助学的事情上,10多年却从不虚与委蛇。很多受访者都向我转述杨荆秋的话,“钱不够的话他还可以再加点”“他要捐助到我们不受捐助为止”……通过教育局汇款的员工,有一次没有及时向他反馈有学生不再受捐的情况。他心里一直耿耿于怀。

  在不受捐以后,杨荆秋就不会再联系对方,甚至删掉电话号码。他不想让对方感到压力。学生家庭都知道这个名字,却没见过他长什么样。

  采访中,他向我提起一件让他感觉特别欣慰的事。有个不再受捐的孩子,时隔多年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,打听到他的电话。在电话里向他表示感谢,还说自己已经长大了,以后也要像他一样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。

  他无所求别人回馈什么,但深受感染的人,却为他鸣不平。蒙自一中的老师李秀梅告诉我,曾经有位学生家境贫困到大冬天也只能穿凉鞋上学的程度。受到杨荆秋的资助后顺利考上大学。但在李老师的记忆里,这名学生及其家长,都未主动联系过杨荆秋表达感谢。李老师觉得这是很不明事理的表现。对于杨荆秋的所作所为,她表示非常崇敬,同时内心也很惭愧,因为毕竟这是作为老师的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。

  采访中,我试图寻找杨荆秋捐资助学以及献血等等善举的缘由。他告诉我,其实当初他的家境也不好,虽然父亲在城里有工作,但难以养活一家人,曾一度依靠举债度日。他在成长过程中,感受到“一分钱难倒英雄汉”的困苦,幸而有亲朋好友的善意相助才渡过难关。因此他更加明白,有人能在困境中帮你一把是多么幸福而美好的事情。

  至于回馈与否,杨荆秋并不在意。善举是他发自内心的意愿,既然是主观愿意做的事,还求什么回报呢?从某种意义上说,行善是他漫长人生中所追求的大事业,不求痕迹的大事业。这就恰似人生到处的飞鸿踏过雪泥一般,“偶然留指爪”“那复计东西”。结果不重要,或许过程也不见得重要。重要的仅仅是我做了,别人能获得就很美好。杨荆秋的妻子杨枣用时下一个流行词形容自己的丈夫:“佛系”。

  但我倒是觉得,与现在流行的无欲无求,不去努力的“佛系”语义相比,杨荆秋却是踏踏实实、积极进取地想做好助学这件事,他只不过是想让这分善意无痕地送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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